古代對墨學的研究
來源:未知 作者:admin 日期:2018年12月02日
 
從墨學問世到清代鴉片戰爭前的兩千多年里,墨學的命運大起大落,由“天下顯學”降為“衰微之學”,幾乎淪為“絕學”。在整個戰國時期,諸子蜂起,百家爭鳴,墨學被各家評說,墨學影響可與儒家并列。自漢武帝定儒學為官學后,直到清末,《墨子》少有人問津,研究、評論者更是寥若晨星。
    一、漢武帝以前的墨學研究
    自戰國以迄秦漢,評墨、論墨的主要有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莊子、司馬談,《淮南子》的作者劉安,法家的韓非,雜家《呂氏春秋》的作者呂不韋等。
    戰國是百家爭鳴的時代。諸子由于政治主張不同,代表著不同的階級或階層的利益,而為了游說各國君主、推行自己一派的主張,彼此之間展開辯駁問難,固無可厚非。但就諸子評墨來看,有的比較公允,有的失之偏頗。孟子、荀子以闡釋和捍衛儒學為己任,批判墨學“無父無君”,“欺惑愚眾”,判為“禽獸”之學。韓非從法家立場出發,判定儒、墨同為“愚誣之學”、“雜反之學”。相比較儒、法兩家而言,道家的莊子、司馬談、劉安以及雜家呂不韋,則給予墨子和墨家以較高評價。他們推崇墨子、墨家效法夏禹,出以公心,為天下蒼生而節儉苦干,講求道德人格的修養,同時指出墨家學說“反天下之心”,迂闊不合實際,“恐其不可以為圣人之道”。
    1孟子評墨
    孟軻(約前372—前289)是孔子去世后儒家最大的學者,宣稱“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明白地以積極救世的儒家領袖自居。所以當他看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時,心焦如焚,深感作為“圣人之徒”“正人心,息邪說,距讠皮行,放淫辭”,責無旁貸。
    那么楊、墨之道何以對孔子之道構成了莫大威脅,必欲除之而后快.因為“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原來孟子是站在貴族統治階級的立場上,維護血緣宗法等級制,他是以儒家“愛有差等”的觀點來反對墨家的“兼愛”觀點。在他看來,孔子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必也正名乎”,講“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都是講君臣大義,天經地義,而楊朱一切只為自己,這是目無君主;墨子主張平等、無差別地愛所有的人,這是目無父母。這種無父無君之學,只能是異端邪說,禽獸之學。如果任其滋蔓,就會敗壞民風,阻塞仁義的傳播,最后導致人性墮落成獸性,出現人吃人的局面。所以他要“辟楊墨”,使儒家思想成為社會的正統。孟子辟墨,擊中了墨學背離血緣宗法制的實質。他判墨學為“禽獸”之學,在以后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里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儒家和封建統治者對墨學的一般看法。但是,孟子由于階級偏見和唯心主義的認識方法,“辟墨”的言論充滿矛盾、偏激甚至是錯誤的。如他以掃滅墨家學說為己任,又不斷學習甚至引用墨家的方法、觀點,墨家“類”的概念就被他在論辯中大量使用,“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就是“他的王道主張以及仁義、禪讓、誅暴等思想也無不是從墨學里派生出來的。”孟子既判定楊墨之言為“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又認為“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那么“充塞仁義”的邪說何以又能“利天下”.既然兼愛學說是“禽獸”之學,又何以天下“不歸楊、則歸墨”呢.由于孟子對墨學缺乏公正的客觀態度,對墨家的批判多主觀武斷,牽強附會,其學術價值偏低。
    2莊子評墨
    莊周(公元前369—前286年)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反對文明,主張消極無為,使社會倒退到混沌未開的原始社會。現存《莊子》一書的基本傾向,“完全體現了沒落貴族的意識形態,抒發了對當時社會的極度仇恨”。莊子對墨子、墨家學說的評價,主要見于《莊子.天下》。〈天下〉篇反映出在學術上今不如昔的歷史倒退觀。莊子認為,墨家、宋尹、彭田慎的學說反映了道術的某些方面,然而這三家還是道術的外行。只有關尹、老子、自己才是真正的得道之人,宣揚“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才是唯一的古之道術。
    從這種基本觀點出發,莊子對墨家有所肯定。首先莊子指出,墨家不以奢侈教后世,不浪費財物,不炫耀禮法,用規矩來勉勵自己,以求備于當世的急需,“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這是值得肯定的。又指出墨家的主張和特點是:“墨子泛愛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B19他說墨子及其弟子仿效夏禹,穿著用獸皮和粗布制成的衣服,穿木屐草鞋,日夜不停地勞作,以自苦作為行為的準則,以致“腓無纞,脛無毛,”B20具有高尚人格和忘我的獻身精神。他稱贊“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B21認為只有墨子才可稱得上天下有才能的救世之士。但是,莊子對墨家總體上是否定的。不論是對待思維與存在的關系上、看待知與求知的態度上,還是對于真理的有無和評判標準上,道家與墨家的觀點都是根本對立的。莊子完全否定墨家關于形式邏輯的探討:“駢于辯者,累瓦結繩竄句,游心于堅白與同異之間,而敝跬于無用之言,非夫。”
    其次,莊子還認為,墨家弟子活著時勤苦地勞作,死后喪事卻非常簡單,“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盡管墨子本人能實踐自己的主張,但天下的人不能仿效。這種學說距王道太遠,如果用來治國,這實在是亂國有余,治國不足。莊子這一批判是深刻的。他站在哲學思辯的高度指出,墨子以自苦為極的做法教人,其實與他的“兼愛”學說產生深刻矛盾:“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恐不愛己。”他指出了“兼愛”對個體人格自由的忽視這一明顯弱點。
    3荀子評墨
    荀況(約前313—前238)是孔子之后僅次于孟子的大儒,是先秦時期最詳盡地評墨批墨的代表人物。
    荀子之時,“禮樂滅息,圣人隱伏墨術行”,B24墨學大有壓倒儒學獨霸天下之勢。
    作為繼承了儒家衣缽的荀子,很自然地要捍衛儒學的地位,與墨家一爭高低。與其他諸子相比,荀子對墨家學說的批判較為深刻,但對其評價很低,認為墨子之言“足以欺惑愚眾”,與慎到、惠施等百家之說實在是不祥之論。
    荀子從維護西周以來形成的血緣宗法等級制的基本立場出發,主要分析、批判了墨子的節用、節葬、非樂、兼愛等觀點,針鋒相對地提出,當時天下的災禍是由社會的混亂造成的,而引起社會混亂的原因恰恰不是統治者的奢移浪費和不能做到“兼愛”,而是禮樂等級制度的破壞。因此,當務之急是修復和強化這種制度。
    首先,荀子認為,墨子指出“節用”、“節葬”的前提就不成立:“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B27在荀子看來,墨子擔心人們的日用不足,純屬庸人自擾。天下的客觀事實是,天地間的萬物,本來就是豐富有余的,如五谷果蔬,足以養活天下人;絲麻及鳥獸的羽毛皮革也豐富有余,足以供天下人穿衣之用。按照儒家的主張,必須用撞大鐘、敲大鼓、吹笙竽、彈琴瑟來塞住人們的耳朵;必須用雕琢刻鏤、服飾華美來蒙住人們的眼睛;必須用肉食、細糧、五味來堵住人們的嘴。在此基礎上,才能聚集群眾,設立官職加重獎賞,進行統治,因為作為人民的君主,“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B28如果按照墨子的主張,縱然天下之人都穿粗布衣服,腰束繩索,吃野菜,喝白水,也不會使天下富足。荀子已看到了人類的創造性勞動可提供豐富的物質產品,其“富國論”與墨子 “節用論”都是有價值的。
    其次,駁斥“非樂”。荀子認為,墨子提出“非樂”是因為他對于先王的道術,“猶瞽之于白黑也,猶聾之于清濁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B29荀子說,音樂就是娛樂,這是人的情感的需要,人不能沒有娛樂。人的娛樂,要通過聲音實現,表現在動靜之中。人的娛樂不能沒有表象,而表象不遵循規律就會發生紊亂。先王正是憎惡這種紊亂才制作出雅、頌之樂來引導人民,使它的聲音做到娛樂而不淫邪,使它的節文做到明晰而不堵塞,使它的曲直、繁簡、剛柔、節奏足以感動人的善心,使那些污濁之氣無法與人接觸。不僅如此,音樂還是先王用來文飾喜悅的;而軍隊、斧鉞則是先王用來文飾憤怒的,先王喜悅了,天下就附和他;先王憤怒了,天下就畏懼他。音樂之所以成為先王之道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因為音樂對人的內心的感化力量是非常深刻而迅速的。所以音樂中正平穩,人民就和協;音樂嚴肅端莊,人民就齊同不亂。人民和協齊同,國家的兵力就強大,城防就堅固,敵人就不敢來侵犯,這樣姓就會安居樂業。如果音樂妖冶險惡,人民就會陷于罪惡,發生叛亂和爭斗,這樣國家的兵力就會削弱,城防就要松弛,敵國就會乘機侵犯,百姓也就難以安居樂業了。“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由此,荀子認為,音樂關系到國家的安定與衰落,決不是可有可無。墨子“非樂”,是要把人民置于叛亂而接受刑罰的境地。如果愚蠢的人聽信了“ 非樂”的宣傳,那么他自身就已很危險了。
    其三,荀子批判墨子提出的“兼愛”說和強力從事的觀點是“役夫之道”,絕不可行。他指出,現在君主一個人治理天下,每天都有空閑時間,而行政事務顯得不很多,是因為命令臣民去做的緣故。從大處說擁有天下,從小處說擁有一國,如果必須事必躬親才可以的話,那么就沒有比做君主更勞苦憔悴的了。如果真是這樣,即便是像臧、獲這樣的奴隸也不肯與天子換一下工作。所以執掌天下,統管四海,又為什么非要親自去做呢.“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B31他批評墨子主“兼愛”、“節用”等觀點是“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曾不足容辨異、縣(懸)君臣”,認為墨子只看到了平等而沒有看到差別,“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
    另外,荀子是較好研究和學習墨家邏輯的人,他承認墨子學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的論說明顯地繼承并發展了墨家的某些邏輯思想。
    4韓非評墨
    韓非(約前280—前233)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站在新興地主階級的立場上,為把法家思想定為一尊,對儒墨學說進行了嚴厲批判。
    首先,韓非斷定儒、墨之學雖為“世之顯學”,但卻是“愚誣之學”。他說,孔子、墨子都稱道堯、舜,但他們對堯、舜的言論取舍不同,卻都自稱領會了堯、舜的真諦。孔丘死后,儒分為八派,有子張、子思、顏氏、孟軻、漆雕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墨翟死后,墨離為三,有相里氏、相夫氏、鄧陵氏。他們各派分別從孔子、墨子那里各取所需,主張互相矛盾,但又自稱都從孔、墨那里得到了真傳。既然堯、舜已死,那么又如何來判定他們當中誰得到了堯、舜的真傳呢.顯然是不可能的。由此,韓非認為,不經過檢驗就對堯、舜之道加以肯定,這是愚蠢的;既然不能加以肯定卻還拿來作為立論的根據,這就是欺騙。“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
    其次,韓非揭示了儒墨兩家學說的矛盾。韓非說:“墨家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儒家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韓非運用歸謬法評論說,如果贊成墨家的節儉,就應當反對墨家的不孝。儒、墨學說中充斥著節儉和奢移、孝與不孝的矛盾,而當世的統治者卻都推崇它們,“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由韓非的評論可看出,他批評儒、墨以堯、舜之言作為立論根據,是不可驗證、靠不住的,確屬事實,因而是有力的。但他認為墨家同儒家一樣唯古是從,是對墨家學說的歪曲;墨子尊古,常稱道堯、舜,卻主張社會進化、今勝于古,不是復古主義者。
    而在事實上,《韓非子》一書明顯地把墨家當作重要思想來源,吸收了墨子許多觀點:法家繼承墨家非命強力論,并將它發展為重耕戰的實際政策;墨子反對親疏有別,認為貴賤無常,主張舉賢不避“農與工肆之人”,韓非就講“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墨子稱頌“圣王制為五刑以制天下”,B40
    韓非更將其發揮為系統的法制思想。因此,法家是墨家思想的重要繼承者。
    5呂不韋評墨
    《呂氏春秋》系由秦國丞相呂不韋(.—前235)召集門客寫成,所持觀點不統一,因而被視為雜家著作。
    考其全書,對儒、墨都推崇備至,尤對墨家未置一句貶辭。〈去私〉篇記載了居秦的墨家鉅子腹黃享大義滅親,行墨者之法,毅然殺掉了犯了殺人罪的獨子。由此說明墨家主張大公無私:“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也”。〈愛類〉篇記載墨子為救宋難,“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至于郢”,以其膽略和才能折服楚王,終使楚國放棄攻宋的計劃,并稱贊墨子“能以術御荊免宋之難者”,“圣王通士不出于利民者無有”。
    〈上德〉篇記載,墨家鉅子孟勝率弟子為楚陽城君守城,自己決然為陽城君赴死,弟子183人也同時殉難,稱贊墨家是有德有義之人,闡述“為天下及國,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的道理。〈節喪〉篇完全同意墨子節葬的觀點,認為“葬也者,藏也”,“以生之人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動無發,莫如無有可利”,而世俗的做法卻是“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樂寶,鐘鼎壺钅監,輦馬衣被戈劍”,統統埋入地下。這種做法決非為死者考慮,而只是活人之間的互相夸耀,“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當染〉篇基本上引用了《墨子.所染》全文,重申并強調墨子的觀點:后天的環境影響和教育,對人的品行具有重要意義;人性猶如素絲,“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并稱贊孔子、墨子,“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
    6劉安評墨
    漢初宗室、淮南王劉安(前179—前122)召集他的門客著成《淮南子》一書,對墨家有所肯定。
    〈要略〉篇說:“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指明了儒墨兩家學說的來源不同。〈泰族訓〉稱頌“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一方面概括了墨家具有俠勇和犧牲精神,同時也說明墨家的組織特點,即說明墨家首領在墨家組織內具有絕對的權威。
    〈齊俗訓〉揭舉儒、墨兩家在服喪問題上都有不合人情的地方:儒家倡導服喪三年,這實際是強迫人做無法做到的事,用虛偽來文飾自己的感情;墨家倡導三月之喪,是斷絕人的哀思,迫使人們在短時期內切斷感情。但還是著重批判了儒家的厚葬“竭國糜民,虛府殫財”,“窮民絕業而無益于枯骨腐肉也”。
    〈泛論訓〉批判了儒、墨崇古的社會歷史觀,認為夏、商、周三代禮法不同,哪里談得上“唯古是從”.圣人制定治世的法則,必須要了解這些法則產生的根源,才能做到根據不同的時代作出必要的改變;如果不知道這種法則產生的根源,一味循古而治,必定造成天下大亂。由此,劉安斷定:儒、墨“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于治,勞形竭智而無補于主也”。
    7司馬談、司馬遷父子評墨
    司馬談(.—前110)在《論六家要旨》中,將墨家與儒、名、法、道、陰陽并稱為先秦六大學派,充分肯定了墨家的歷史地位。他說:“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即墨家的長處在于“強本節用”,注重農業生產和節約開支,這是使家庭、國家的富足之道,但墨家的節儉卻難以為大多數人所遵從,因為統治者都效法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糧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
    司馬遷(約前145或前135—.)對墨子的記述極為簡略。他說墨子“善守御、為節用”,指出了墨家的特點,但整個說來,對墨子、墨家評價較低。他在《史記》中曾為名醫、商賈、優伶、刺客、占卜者立傳,將孔子列入“世家”,與帝王并稱,還為孔子弟子立傳,而對曾與孔子齊名的墨子都沒有立傳,僅在〈孟子荀卿列傳〉末附綴24個字,還連用幾個“蓋”、“或曰”等不確定的表示推測的詞語,這表明司馬遷對墨子的生平事跡缺乏最基本的考證,也沒有讀過《墨子》一書。由此可以看出,到司馬遷之時,墨學已十分衰微,不為世人所注意了。
    二、漢武帝到鴉片戰爭前的墨學研究(前140年—公元1840年)
    墨學自秦漢衰微直到清后期的一千八百多年中,真正研究墨學者可說寥若晨星,關于《墨子》的著述也十分稀少。在儒家思想定為一尊的封建大一統的政治局面下,墨家學說受到了最大的冷漠、鄙視和攻擊,只有極少數“離經叛道”者花費較多心血研治墨學,并給墨學比較公正的評價。對《墨子》研究最有成就者,當推晉代魯勝,他作《墨辯注》,憾已亡佚不傳。
    其次如清代畢沅,他的《墨子注》解決了《墨子》中不少疑難問題。
    從文獻記載看,這時期研讀、評論過《墨子》一書的封建學者、文人、官僚,不下幾十人,主要有:東漢末年《孔叢子》的作者王肅;東漢的班固、王充、《太平經》作者;魏晉時期的稽康、阮籍等崇尚清談的玄學家、西晉隱士魯勝;南朝的文學批評家劉勰;唐代的樂一、魏征、韓愈;宋代的歐陽修、王安石、王令、程頤、朱熹、陳振孫;元人黃震、馬端臨;明代的宋濂、焦、陸穩、潛庵子、李贄、胡應麟、郎兆玉等人;清代前中期的傅山、畢沅、汪中等人。
    三國魏人王肅(公元195—256年)托名孔鮒(公元前264—208年)撰《孔叢子》,在〈詰墨〉篇專門反駁《墨子.非儒》對儒家的攻擊。《墨子.非儒》嬉笑怒罵,其目的是譏刺荀子當時嘲諷過的俗儒,很可能是墨子的再傳弟子所作,不能代表墨子的觀點。但《孔叢子》的作者卻抓住一點,不及其余,對〈非儒〉有力批駁命定論、質疑君子必古言古服等避而不談,卻對墨家進行言過其實的人身攻擊。這很能說明這位經學家的墨子研究水平。
    東漢大儒王充(27—約97)是擁護墨家薄葬觀點的,但同時指明墨家的喪葬觀充滿矛盾。他說:“圣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為務”。而儒家“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這種奢移做法極不可取。但墨家主“有鬼”說,又主“薄葬”說,二說矛盾,無法統一。首先,世上到底有鬼無鬼,無法驗證。“死人暗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情不可定,為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其次,假若世上人死后真正有鬼,那么“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因為“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尸,此于其神厚而于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王充指出墨家“薄葬”與“右鬼”充滿無法調和的矛盾,無疑是準確的,但他斷定這種矛盾就是“墨術所以不傳”的原因,卻是以偏概全、缺乏說服力的。
    西晉學者、隱士魯勝精通天文歷法,學識淵博,他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為〈墨經〉作注。《晉書》說魯勝“著述為世所稱”,可見其書在當時學術界是有一定影響的。可惜《墨辯注》一書“遭亂遺失”,我們僅能通過《晉書.隱逸傳》中的〈墨辯注序〉(300多字),來窺見他關于墨學的見解。(1)他首創“墨辯”之名,把〈墨經〉叫作〈辯經〉,認為〈墨經〉是關于辯論或辯論術的經典。(2)他揭示了先秦諸子邏輯思維和表達方式的共同性,揭出“孟子非墨子,其辯言證辭則與墨同”。如墨子辯論,講類、故、法,運用歸謬式類比推理,孟子亦然。(3)他論述了〈墨經〉中堅白、同異、無厚、兩可等辯論的邏輯學、認識論、方法論意義。(4)他對墨家邏輯的實踐意義有精確了解。(5)提出了“引〈說〉就〈經〉”這一〈墨經〉研究的正確方法。雖然魯勝存有惠施、公孫龍傳習闡發〈墨經〉等錯誤論斷,但不能掩蓋他在〈墨經〉研究上的杰出貢獻。
    唐代大文豪韓愈(768—824)雖以儒家“道統”的繼承人自居,但他比較同情墨家。在《讀墨子》一文中,他說儒家譏評墨子的尚同、兼愛、尚賢、明鬼之說,但孔子實際上也有相似的觀點,并認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我們不否認孔、墨學說有相同的部分,但不能由此否定儒墨對立的基本事實。韓愈又認為儒墨之間的辯論,“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這種看法也不符合實際。就墨學已十分衰微的唐代來說,韓愈企圖調和儒、墨兩家的矛盾,在客觀上抬高了墨家的學術地位,其積極意義應當肯定。
    宋代評論《墨子》一書者甚多,然除歐陽修(1007—1072)對墨家強本節用之說有所肯定外,大多是出于“衛道”立場,對墨學加以貶低、痛斥。北宋王令(1032—1059)認為“墨翟固有罪”,說佛老與墨學都是“天下之大害者。”B50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認為:“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矯偽,不盡人情而難行。”B51程頤(1033—1107)以緩和的口氣談論韓愈的《讀墨子》,實際上是為孟子辟墨辯解。北宋名相、大改革家王安石(1021—1086)寫有《楊墨辯》一文,認為“墨子者,廢人物親疏之別,而方以天下為己任,是其足以利人者適足以為天下害也”,貶低墨子、抬高楊子的意思十分明顯。
    元代學者黃震對儒墨兩家的學說進行了研究和對比,列舉事實,指出儒墨兩家的差異。他一反韓愈“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之意,而斷定“孔子必不用墨子,墨子亦必不用孔子。”
    明初政治家宋濂(1310—1381)對墨子的肯定多于歐陽修。他說:“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墨子甚儉者乎,菲飲食,惡衣服,謂大禹之薄以自奉也。孔子亦曰:奢則不遜,儉則固。然則儉者,固孔子之所棄乎!”
    明代對墨子評價最高的是離經叛道的學者李贄(1527—1602)。他在《墨子批選》中極力推崇
    墨家的救世主張,認為“規矩是匠人的方圓,天志是為民的規矩”,“兼愛畢竟割舍不得。”他反駁孟子說:“我愛人之父,然后人皆愛我之父,何說無父.若謂使人皆愛我父者乃是無父,則必使人賊我父者乃是有父乎.是何異禽獸夷狄人也.”他進而指出:“儒者好入人罪,自孟氏已然矣。”這些見解非常大膽,已包含著作者反對宗法等級制的思想。
    傅山(1607—1684)是明清之際的思想家,明亡后隱居不仕,不滿于儒家“辟異端”的正統思想,開清代研究子學之風,他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注《墨子.大取》的人。
    〈墨經〉素稱難讀,〈大取〉尤甚。其內容以邏輯學、倫理學為主,而倫理學的意義又用自覺的邏輯形式表達,“奧義奇文”,加之篇幅較長,篇簡錯亂,傳抄失誤,故從秦漢后就無人研究。晉魯勝也只涉及狹義〈墨經〉,未及〈大取〉。傅山注釋〈大取〉有許多可取之處,如把“以形貌命者”解為“實指之詞”,相當于今天的“實體”概念;對“有其異也,為其同也,為其同也異”,解釋為“因有異也,而欲同之。其為同之也,又不能混同”。該注接觸到〈大取〉所包含的同異相互滲透的辯證的觀念,又跟佛經思想相比較,可以說見解獨到。
    乾隆時,畢沅(1730—1797)作《墨子注》(1883年撰),是第一部校注《墨子》全書的力作。此作吸收了同時人盧文弓召、孫星衍、翁方綱的成果,遍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偽謬,匡其脫失,于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韻訓詁,使許多疑問豁然得解。畢注雖仍有疏誤,但功不可沒,在當時以及后世,影響都很大。
    乾隆時汪中(1745—1794)是清代繼傅山之后第二個深入研究墨學的人。他曾為明代陸穩序刻的《墨子》作校注,又收集古籍中有關墨子的材料,編成《墨子表微》,但其《墨子校注》和《墨子表微》都亡佚,流傳下來的僅有載于《述學》一書中的《墨子序》和《墨子后序》。汪中在《墨子序》和《墨子后序》中,大膽地提出和封建傳統觀點不同的見解。指出孟子攻擊墨子“無父”純系虛枉之詞,盛贊《墨子》“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百世之下,如見其心焉。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自余諸子,皆非其比。”汪中以墨非儒,敢于打破儒家的正統地位,他的大膽之論可以看作是近代墨學復興的嚆矢。 

上一篇:明清墨者
零点棋牌官网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