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墨學的復興和研究(1840-1918年)
來源:未知 作者:admin 日期:2018年12月02日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進入近代社會。在其后8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墨學的歷史命運發生了重大轉折,即在經歷了長達兩千多年的沉寂、衰微之后,墨學開始被有識之士和社會精英所重視,逐步走向復興和繁榮的發展道路。
    墨學在近代復興的主要標志有三:(1)經過研究家的校勘、訓詁,《墨子》始成為可讀之書;特別是對《墨子》書中最深奧、最錯亂的《墨經》部分,不僅進行了全面剔抉爬梳,而且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2)墨子和《墨子》,一改長期遭受冷落、貶斥的命運,得到了研究者乃至學術界的普遍的贊揚和推崇。(3)涌現了一批墨學專家,出版了54種有關《墨子》的專著和校著,發表墨學論文81篇。B54其著作數量比秦漢以后兩千年的總和還要多,而且研究的深度和廣度與以往兩千年決不可同日而語。完全可以說,墨學之成為一種學問,應是始于近代。
    一、墨學在近代復興的原因
    任何一種思想的產生、興盛和衰落,不僅有它的歷史條件,而且還有不受任何外在偶然因素所影響的內在因素。墨學也不例外。墨學在近代的復興,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它的合理的內在因素適合中國近代社會發展的需要。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過程,就是中國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民族矛盾和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過程。在救亡圖存成為中華民族首要任務的時候,傳統的占官方統治地位的儒學思想越來越不能獨力承擔起這項艱巨任務,于是中國社會的仁人志士不僅把目光投向西方文明,而且也投向了幾千年來備受統治階級排斥、壓抑的社會下層文化——墨學。通過對儒學與墨學、中學與西學的對比和反思,人們重新認識了墨學的社會價值和歷史地位。
    墨學復興的具體原因,則根據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有所區別:
    (一)從鴉片戰爭(1840年)到甲午戰爭(1894年),以自我文化中心為特征的“西學中源”說成為墨學復興的主要驅動力。鴉片戰爭以后,西方文化洶涌東漸,逐步粉碎了中國人“天朝上國”的文化優越感。面對西方文化的挑戰,一部分封建士大夫和具有維新思想的知識分子提出和鼓吹“西學中源說”。
    (二)甲午戰爭后,危機四伏,中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險,救亡圖存成了時代的主旋律。洋務運動的深刻教訓之一,就是救亡不僅僅在于掌握和使用近代先進的武器,而且更在于重塑國民的人格精神。事實證明,傳統儒學的“修齊治平”已不能獨立承擔這一使命,而墨家的“摩頂放踵利天下”、“赴湯蹈火、死不旋踵”、救世之患、急人之難的人格精神顯示出巨大的魅力,受到了資產階級維新派、革命派的一致推崇。時代召喚墨家精神的再現和弘揚,極大地促進了墨學研究和墨學復興的進程。
    (三)辛亥革命后,新文化運動興起,為墨學的研究和復興提供了新的動力。新文化運動的主旨就是反對以儒學占主導地位的封建文化,汲取西方的近代精神,學習西方近代文化,建立一個適應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的新文化系統。近代精神指自由民主精神、科學理性精神和宗教倫理精神。這些精神在傳統儒學中比較欠缺或者根本不具備,而在墨家學說中則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印證。所以許多有識之士紛紛與儒學分道揚鑣而歸于墨學。
    二、近代墨學研究
    近代墨學研究是墨學第一次復興和繁榮時期,根據歷史發展和墨學研究的特點不同,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第二階段,即戊戍變法和辛亥革命時期;第三階段,從辛亥革命后到“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的大致結束。
    (一)從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前的墨學研究
    這個階段是墨學復興的起始階段,其研究特點是,墨學研究者以西學為鏡,把西學比附于墨學,不斷發現墨學與西學的相通之處,從而不斷挖掘墨學的價值。這種文化心態是,墨學研究者在西方侵略不斷加深、天朝上國文化優越感被逐步打破的情況下,或由于對西學的一知半解,或由于為減少封建頑固派的阻力以宣傳西學,于是以研究墨學為契機,宣傳“西學中源說”,造作出許多亦真亦幻、荒誕不經的神話,以此滿足中國人的自尊需要,表現出自我文化中心主義傾向的幼稚心態。
    近代首倡“西學中源說”的人士是廣東南海人鄒伯奇(1819—1869)。他通過對西方科技與《墨經》的比較研究,斷定“西人天算未必本之和仲,然盡其伎倆,猶不出墨子范圍。”
    王運、張自牧、皮嘉繼鄒氏之后推波助瀾。王運說:“釋迦、耶穌皆無位而奉為圣師,墨學之賜也。”張自牧分析更詳:“其教(基督教)以煦煦為仁,頗得墨氏之道。耶穌二大誡:一曰:全靈魂,愛爾神主,即明鬼之者也。凡歐羅藝術文字皆著于〈經上〉之篇,以此知墨子為西學之鼻祖也。”B57著名維新派人士黃遵憲說:“以余討論西法,其立教源于墨子。……其謂人有自主權利,則《墨子》之尚同也。其謂愛鄰如己,則墨子之兼愛也。其謂獨尊上帝,保汝靈魂,則《墨子》之尊天明神也。”他還說,西人擅長器械之學,源出于墨家的備攻、飛鳶之術;西學精通物理,源于《墨經》上、下篇,甚至認為“至于今日,而地球萬國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其他學人如薛福成、郭嵩濤等人也持類似見解。
    這一時期,對《墨子》的校注和訓詁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績。要研究《墨子》,首先要讀懂《墨子》,這就要做《墨子》的校注、訓釋工作。這項工作經清初傅山注《墨子.大取》開始,中經汪中(1745—1794)、盧文〖HT5,7〗弓召   (1717—1796)、畢沅(1730—1797)、王念孫(1744—1832)、孫星衍(1753—1818)、張惠言(1761—1802)、王引之(1766—1834)、俞樾(1821—1907)等人的整理,最后到孫詒讓(1848—1908)著成《墨子間詁》,取得重大成績。
    孫詒讓為清末古文經學家,他依據道藏本《墨子》、畢沅校本、明代吳寬寫本、顧廣圻校本、日本刻本等,并參考了畢沅、蘇時學、王念孫、王引之、張惠言、洪頤煊(1765—1833)、俞樾、戴望等人的注釋,著成《墨子間詁》。該書共十四卷,包括〈墨子傳略〉、〈墨子年表〉、〈墨學傳授考〉、〈墨子緒聞〉、〈墨學通論〉、〈墨家諸子鉤沉〉。俞樾說此書“整紛剔蠹,脈摘無遺;旁行之文,盡還舊觀;訛奪之處,咸秩無紊。自有《墨子》以來,未有此書。”梁啟超認為,“大抵畢注僅據善本讎正,略釋古訓;蘇氏(蘇時學)始大膽刊正錯簡;仲容(孫詒讓)則諸法并用,識膽皆絕倫,故能成此不朽之作。”他盛贊“蓋自此書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讀。現代墨學復活,全由此書導之。”
    (二)戊戍變法和辛亥革命時期的墨學研究
    這一時期的墨學研究表現出兩個特點:一是以實踐理性的方式表現出來,研究墨學立足于現實,其目的在于創造未來,而不再是那種狹隘的由于文化心態失衡而引起的心理補償需要。二是逐漸揚棄“西學出于墨學”的虛幻之說,以新文化心態反思傳統,接受外來文化,并尋找二者的相通之處,以古化今,試圖從傳統中尋求與近代世界同構的結合部。
    首先,這一時期,不論是資產階級改良派還是革命派,都對墨學給予極大的關注,撰寫了一批論著,大力宣傳和弘揚墨家的精神。他們都大力推崇和頌揚墨子,以墨家的人格理想和自我犧牲精神作為自己變革社會、挽救國家的精神支柱。
    梁啟超幼而好墨,自稱“墨學狂”,他認為墨家“輕生死、忍苦痛”的武俠精神可以挽救中國的衰亡,斷言“欲救今日之中國,舍墨學之忍苦痛則何以哉,舍墨學之輕生死則何以哉.”譚嗣同說:“我自少至壯,遍遭綱倫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瀕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輕生命,以為專塊然軀殼,除利人外,復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他不僅是墨家精神的宣傳者,而且更是這種精神的勇敢實踐者。戊戍變法失敗后,譚嗣同高呼“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慨然赴刑,英勇就義,其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正來自墨家的犧牲精神。
    資產階級革命派也高揚墨家精神,并以此作為推翻清朝帝制的精神動力。1905年,資產階級
    革命派的機關報《民報》發行,卷首列古今中外4位偉人肖像,墨子與黃帝、盧梭、華盛頓并列,墨子被尊為“世界第一平等、博愛主義大家”。孫中山對墨子的“兼愛”推崇備至,認為中國“古時最講愛字的莫過于墨子”。章太炎十分推崇墨家道德,認為“墨子之學,誠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則非孔、老所敢窺視也”。
    其次,他們對墨學進行了全面研究,其杰出代表當推梁啟超。
    梁啟超于1904年以“中國之新民”的署名在《新民叢報》分期發表《子墨子學說》和《墨子之論理學》,就墨學與諸子之學、墨學與西學進行了全面比較研究,提出了許多嶄新觀點。梁啟超認為,在中國諸子之學中,楊學(即提倡貴生為我的楊朱之學)為禍甚烈。楊學“為我”,墨學“兼愛”利他;楊學重己,墨學則為天下;楊學“貴生”,墨學“輕生死”。“今舉中國皆楊也。……楊學遂亡中國。”對于儒學,梁啟超認為,儒學“愛有差等”與楊學之重“身之發膚”有千絲萬縷聯系,儒學楊學雖勢不兩立,但二者卻有相通之處。儒學與墨學也有重大差別。他說,墨學的綱領,“其實只從一個根本觀念出來,就是兼愛”。孔子也講泛愛,但孔子所講的愛“和墨子有根本不同之處”。“孔子是有‘己身’、‘己家’、‘己國’的觀念,既已有個‘己’,自然有個‘他’相對待;‘己’與‘他’之間,總不能不生出差別,所以有‘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如果當“己”與“他”發生利害沖突的時候,就要“損害他身以利己身”,“損害他家他國以利己家己國”。
    梁啟超對墨學和西學進行了比較研究后認為,(1)墨學精神與基督教精神相通。他說“平等無差別之普及于一切人類,泰東之墨子,泰西之耶穌,其所宣示之愛說,皆屬此類。”
   (2)墨學精神與西方民主精神相通。梁啟超認為《墨子》中包含“民約論”思想,墨子思想與霍布斯極為一致。他說:“墨子之政術,民約論派之政術也。泰西民約主義,起于霍布士,盛于洛克,而大成于盧梭。墨子之說,則視霍布士為優,而精密不逮盧、洛二氏”,如墨子所說“選擇天下賢良圣知辨慧之人,立為天子”的國家起源說,與霍布士、盧
    梭的思想十分相似。但他又對墨子與霍布斯的思想作了區分:“今墨子民約之精神,果與霍氏一轍乎,是不可不深察也。墨子所以欲舉萬民以法天子者,以為天子固天下之仁人也。”他認為墨子所主張的是賢人政治;而霍布斯主張的則是法治政治。(3)墨家理想與社會主義相通。梁啟超認為,墨學與先秦諸子之學不同,不同點在于其根本精神與西學相類通:“墨子政術,非國家主義,而世界主義,社會主義也,其言曰:‘天下無大小同,皆天之邑也。人無長幼貴賤,皆天之臣也。’曰:‘視人國若視其國,視人家若視其家。’舉國界家界盡破之,而一歸于大同,是墨子根本之理想也。”
  (三)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墨學研究
    新文化運動發端于辛亥革命后,延續到“五四”運動后一段時間。新文化運動的主旨和內容就是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以儒學為核心的封建思想文化。在這一階段,新文化運動的干將陳獨秀、胡適、魯迅、吳虞等人猛烈地批判了儒家封建思想文化,進一步肯定了墨學和墨家精神,吸引了更多的知識分子關注和研究墨學。他們大力推崇墨學和致力于復興墨學,其目的是想從傳統文化中尋找新文化的生長點,推進新文化運動的發展。當時陳獨秀為最激進的反傳統主義的權威,但他對墨學心馳神往,把墨學奉為國粹,認為“墨子兼愛,莊子在宥,許行并耕,此三者誠人類最高之理想,而吾國之國粹,奈何為孔孟所不容何.”魯迅十分推崇墨家精神,在《非攻》、《鑄劍》這兩篇小說中,分別塑造了救世奮斗、以苦為樂的墨翟和具有強烈墨家精神的黑衣人俠客形象,認為只有這些墨家人物才是埋頭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的人,才是中國人的脊梁。共產黨早期領導人蔡和森也尊墨批儒,試圖把墨學的“兼愛”思想與西學中的平等思想融合起來,以求在消滅貧富貴賤等級差別的基礎上實現“兼愛”與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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