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下半期的墨學研究
來源:未知 作者:admin 日期:2018年12月02日
 
20世紀下半期,中國社會進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時期。在這半個世紀中,墨學研究由前三十年的沉寂轉入本世紀的再度復興,墨學研究碩果累累,發生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學術意義足可載入史冊的事件。
    一、1949-1978年中國大陸的墨學研究
    1949年新中國建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大陸墨學研究再次進入沉寂期,近三十年取得的研究成果寥若晨星,“乏善可陳”。B188
    1949年——1978年三十年間,中國墨學研究不僅與三四十年代轟轟烈烈的研究局面大相徑庭,而且與同時期臺、港及海外華人的墨學研究相比也顯得冷落沉寂。據不完全統計,三十年中國大陸共出版各類墨學書籍18種,發表各類墨學論文125篇;而以臺灣為主的臺港地區在這時期則出版墨學著作34種,發表墨學論文272篇,B189并且著作類多是大部頭的專著,很少是限于知識介紹的小冊子。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簡言之,這是由當時特殊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所決定的。新中國在成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處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敵視和包圍之中,只好采取倒向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逐步建立起高度中央集權的經濟政治體制。由于黨的“八大”以后在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出現了重大偏差,左傾思想不斷發展,階級斗爭擴大化,終于發生了十年“文革”這樣的全局左傾路線錯誤。在此局面下,過“左”的政治斗爭代替了正常的思想、學術討論,學術研究的氣氛和條件不復存在;即使被允許進行的學術研究,也變成了為政治服務的附庸和工具。“文革”時期儒家之被批判,法家之被頌揚,如同墨家之被冷落一樣,恰恰都是當時左傾路線籠罩下的錯誤政治斗爭的需要。即使當時出版、發表的一些墨學成果,也過多地糾纏階級性、唯物和唯心問題,明顯帶有政治形勢的印記。
    從大陸出版發表的論文看,一是絕大部分墨學成果產生在左傾錯誤尚不嚴重的1962年以前,1963年——1978年間,研究幾成空白;二是這些著作和論文多是研究墨家的哲學、邏輯和自然科學知識的(約占60%以上),遠離當時的社會政治斗爭。三是18種墨學書籍少有力作、新作。其中欒調甫的《墨學研究論文集》是二三十年代已發表論文的結集;胡征和周慕白分別出版的《墨子救宋》是歷史故事;吉聯抗、朱伯山昆、蘆獲、吳則虞出版的小冊子分別是對《墨子》中一篇或幾篇原文進行文字上的注釋和翻譯。能夠稱得上墨學新著的只有詹劍峰的《墨家形式邏輯》(1956年版)、任繼愈《墨子》(1956年版)、高亨的《墨經校詮》(1958年版)、汪奠基的《墨辯的邏輯科學思想分析》(1961年版)和陳奇猷的《墨子的科學》(1963年版)等。其中任繼愈的《墨子》、高亨的《墨經校詮》和詹劍峰《墨家形式邏輯》堪稱這時期墨學研究的力作。
    任先生《墨子》一書篇幅并不宏大,14萬字,但卻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歷史主義方法來研究墨學的成功之作。三四十年代的墨學研究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掌握得并不準確和嫻熟,因而研究結論不夠科學,往往主觀武斷,帶有很大片面性。如有的肯定過多,看不到局限性;有的否定過多,甚至全盤否定,看不到墨子學說中包含的真理性因素。任先生則努力做到辯證地分析和整體上把握墨子的思想體系。一方面他充分肯定了“墨子是公元前五世紀末中國的偉大思想家,”B190 “反映了當時小生產者和勞動者的正當愿望”,“一生為改善小生產者和勞動者的物質生活、提高他們的政治地位而斗爭”,并“指出了具有唯物主義觀點的認識論和思想方法,”“創立了艱苦力行、求真理、愛和平、有組織、有綱領的學派。”B191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了墨子思想的矛盾、錯誤和歷史局限性。例如他指出墨子和墨家“是由當時的小生產者、小手工業者上升為士的,”B192因而帶有很大的妥協性和保守性,墨子和墨家不是革命派,而是改良派。由于墨子總是把王公貴族與勞動者的利益混在一起,因此他所提出的許多主張不免流于空想,甚至適得其反。如“墨子所反對的是……‘強凌弱、眾暴寡’的非正義戰爭,”B193是具有重大進步意義的;但是他“把戰爭的起源、社會的不合理現象,都歸結為道德品質問題,”“在客觀上卻支持了當時的世襲貴族的社會制度”。B194又如“墨子的‘天志’、‘明鬼’主張,固然在主觀上是為了庶民階層的利益,想要嚇一嚇當時無法無天的貴族統治者、王公大人,但這種主張常常嚇倒了當時缺少知識的廣大人民,”使他們“不敢萌生任何反抗的念頭。”B195
    高亨的《墨經校詮》(1958年版)和譚戒甫的《墨辯發微》(1958年版)是這時期少有的墨學研究成果。楊向奎認為“這兩部書是近幾十年來研究墨經最有成就的書”。B196
    高亨是著名 的古文字學家和訓詁專家,他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旁征博引,又非常嚴謹求實,鉤沉爬梳,正謬說。首先他幾乎解決了《經》和《經說》的聯系問題。由于《墨子》版本的駁雜,文字脫漏錯訛比比皆是,如何把古奧難懂的《經》和《經說》進行準確連接,就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前人解《經》多有意改之處,先生力避此弊,常以《經》、《說》互校,從而啟疑。其次,高亨盡管沒有專攻過自然科學知識,但他憑借古文字學的優勢,對各家之說進行卓有成效的質疑考證,對《墨經》中幾何學、物理學、光學等條目的解釋,十之七八都是對的。
    詹劍峰的《墨家形式邏輯》又是一個重要墨學成果。此書定稿于1953年10月,1956年出版。第一,他按照現代邏輯教學大綱的順序,把墨學形式邏輯分作六個部分:一、明辯(即邏輯的對象與意義);二、言法(思維規律);三、立名(概念論);四、立辯(判斷論);五、立說(推理論);六、辭過(謬誤論)。通過這一體系,他認為墨子“總結前人的思維經驗,構成了思維法則,”B197“墨子的形式邏輯,其系統是分明的、一貫的、相當完整的,”“即放在世界的邏輯史上,亦可與亞里士多德的工具并列而無愧色。”B198
    第二,詹劍峰把《墨子》全書都當作他構建墨學邏輯體系的材料,因為他反對把墨家分為前期后期,不承認《墨經》系由后期墨家所著,認為《墨經》亦基本是墨子自著。在此認識基礎上,他“綜合《墨子》全書,融會貫通,整理成一套規模初具的形式邏輯。”B199
    第三,詹劍峰對墨家形式邏輯的缺點進行了分析。從局限性看,墨子由于所處時代“生產規模的狹小,限制了他的眼光,滿足于常識習用的思維形式,所以他在邏輯上的成就就只能是形式邏輯。”還有墨子形式邏輯關于論式方面,不免簡略。例如推論式,“墨子就沒有明確的論述,更談不上周密。”B200此外,《經下》后一部分所采用的立論形式,如“殺犬非殺狗”、“牛馬之非牛”等,“標奇立異,聳人聽聞,使人有詭異之感”。B201
    二、1978——2000年的墨學研究
    20世紀的最后二十年,墨學又再度復興,其主要標志是成立了由黨和國家支持的地方和全國級的研究組織,召開了一系列國內國際大型學術研討會,建成了墨學研究會議中心和墨子紀念館,收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墨學研究成果。
    (一) 墨學再度復興的原因。
    首先,墨學在20世紀末期再度復興絕非偶然,它有著深厚的經濟和社會根源。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同時中國社會也處在亙古未有的轉型時期。這一時期,中國人民面臨的基本矛盾和基本任務當然不同于近代中國,但在提倡民主與科學這一點上都十分相似。近代中國的志士仁人為了反帝反封建,拯救民族危亡,逐漸認識到中國社會的落后和挨打,是由于中國封建專制制度和科學的不發達,因而大力倡導民主與科學。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以孔子思想為核心的儒學比較缺乏民主和科學的精神,于是從地主階級的改良派、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和革命派,再到無產階級革命家都不同程度地關注、稱贊和提倡墨學。而到了1978年,隨著“文革”的結束、左傾錯誤路線的被否定,黨的工作重心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上來。后來黨又在蘇聯東歐劇變、中國社會主義事業面臨嚴峻考驗的時候,逐步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法治國的基本戰略。
    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解放思想,總結國內國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努力探索成功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道路,形成了當代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博大精深,其中包括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和完善民主和法制、發展才是硬道理、社會主義占勝資本主義的決定因素最終取決于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和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等重要思想。這些思想可以概括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必須大力發展生產,發展科學技術,發展和完善民主和法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不可偏廢等。而墨學研究者恰恰從古老的《墨子》一書中發現了與鄧小平理論的許多相通相似之處,從而對墨學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墨學思想與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暗相契合,這是墨學再度復興的深厚的社會經濟根源。
    其次,這時期的學術氛圍也為墨學復興提供了條件。在左傾思想盛行時期,學術完全淪為政治的附庸,思想因禁錮趨于僵化,實際上已不具備自由探索的學術氛圍,加之反右擴大化和“文革”批判反動學術權威,所有對傳統文化的研究事實上都處于停頓狀態。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黨和國家提倡思想解放,鼓勵人們大膽地探索問題,“雙百”方針得到貫徹落實,于是出現了學術繁榮的局面。墨學之再度復興,也正是得益于這樣的“大氣候”。
    其三,對墨子里籍的探索和確定為墨學復興提供了契機和突破口。山東省和滕州市之所以成為墨學再度復興的發源地,主要是由于山東大學教授張知寒先生考證墨子里籍在今之山東滕州市,并且這一結論得到張岱年、任繼愈、蔡尚思、楊向奎等中國學界前輩的認可。以墨子里籍確定為契機,張知寒把弘揚墨學與我國兩個文明建設和倡導世界和平相結合,提出了墨學研究要為現實服務的新思想、新觀點、新方法,既為墨學復興注入了活力和動力,又得到了黨和國家各級領導的重視和支持。他依托山東大學和滕州市,遍請海內外墨學專家參與,爭取中央和省市縣四級政府支持,先后組織成立了山東省墨子學會、中國墨子學會和山東墨子基金會,從而導引墨學研究進入了兩千多年來有組織、有領導、海內外專家協作共進的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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