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述我所考定的墨子里籍——張知寒
來源:未知 作者:admin 日期:2018年12月02日
 
來源:張知寒的網易博客      作者:張知寒

    歷史上不論哪家學說,都是在一定的生活環境和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逐漸形成的。要想理解某種學說,就必須先弄清這一學說的創建者的生活環境與社會歷史條件。如果不弄清這些問題,對全面正確理解某一學說是十分不利的。我們研究墨子,就應先弄清他的里籍。50年代初,我曾就墨子里籍問題,請教過我的老師童書業、王獻唐二位先生。童先生說:“我看,墨子應是你們滕縣人……。”王先生說:“童先生的說法值得重視。”兩位老師都要我作一個詳細考證。由于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使我不能從事史學研究,遂擱置了起來。1978年秋,我重回母校——山東大學任教,才得重理舊業。不幸的是,童、王兩位老師都已成了古人。為了不負兩位老師之雅望,我下定決心將墨子的里籍考證清楚。為此,我遍查了我國所有的古籍及四十多部有關的地方史志與考古資料。經過我多年的細致分析探討,充分證明了童、王兩位老師生前所作的假設是完全正確的。這些年來,我先后發表了六篇考論性文章,以堅實的資料說明墨子的里籍,應在古代小邾國境內一個名叫“濫”的地方。按小邾國亦即古代的郳國,在春秋初、中期它原是宋國的附庸,到了春秋末年為魯國所有,戰國初期又為齊國占領。不論說墨子是宋人、魯人或齊人,其里籍都在古代小邾國,即今之山東滕州境內。我這些考論發表后,曾獲得國內許多著名學者的贊同。后來我又將這些考論提交給墨學國際研討會,請與會的中外學者批評指正。經過大家認真討論,一致認為我對墨子里籍的考證是可信的。為了肯定這個考證,滕州市特將任繼愈教授題寫的“墨子故里”及楊向奎教授題寫的“墨子誕生地”,刻制了兩塊2米多高的大碑,分別豎立于“墨子紀念館”內及滕州火車站下的廣場上。另外,還建造了一座12米高的墨子大銅像及一處與鄰縣的孟子廟媲美的“墨子紀念館”。近年來,不少國內外關心墨學的先生們常來信問及此事。為不負諸公之雅望,我愿就此作一簡要的回答:我所考定的墨子里籍與在《孟子》書中所看到的墨子里籍完全相同。謹將我所寫的《孟子所說的墨子里籍》一文公布于此。小文大意如下:

    我認為,在先秦諸子中,最了解墨子的莫過于孟子。其理由主要的有以下幾點:(1)孟子出生時墨子尚健在或逝世不久;(2)他們同為鄒魯居民;(3)孟子的青壯年時代正值墨學盛行,他對墨學作過全面而深刻的研究;(4)墨子對孟子的影響也是十分深刻的。我們可以說,孟子的學說主要是繼承孔、墨兩家學術遺產而形成的。在孟子的學說中,不僅“辯言正辭則與墨同”,就是他的王道主張,以及仁義、禪讓、誅暴、反戰等思想,也無不是從墨學里派生出來的。他們的邏輯思維和表達方式是一樣的。再說他們的文章,也都是用鄒魯地區流行的口語(采用也、乎、焉等語助詞)寫成的新文體。因而,不少學者認為:“似乎孟子是墨子的杰出弟子!”(孫中原:《墨學通論》,318頁)后來的孟子看到墨子的“兼愛”學說,對周族的血緣宗法制有巨大的破壞性,他這才站在他們孟孫氏等貴族的立場上,操著儒家的槍法,對墨學進行狙擊。常言道,“堡壘易于從內部攻破”,由于他是從墨學中走出來的,所以說他的抨擊給墨學帶來的損害也最大。以上這些,都說明孟子對墨子的了解比誰都深切。因此說,他筆下的墨子里籍,也比任何說法正確。可惜的是,兩千多年來,人們竟把孟子所說的墨子里籍給疏忽了,這不能說不是一大憾事!現在,就讓我們打開《孟子》一書,看看這位老夫子對墨子的里籍是怎樣描述的吧!

    孟老夫子在《孟子·離婁》里曾這樣說:“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晉國人稱史書叫《乘》,楚國人稱史書叫《梼杌》,魯國人稱史書叫《春秋》,其實都是一樣的。孟子的這句話已明確告訴人們說:墨子既不是晉國人,也不是楚國人,而是地地道道的魯國人。何以見得?這不明確地擺在那里嘛:如墨子是晉國人,他自然會把史書稱之曰《乘》;如他是楚國人,也會稱史書叫《梼杌》;但他每逢談起史書,不是《周春秋》,就是《齊春秋》、《燕春秋》,甚至《百國春秋》等,這不清楚地說明他是魯國人嗎?我國自清代以來的樸學大師們,無不以語言文字作為了解古代歷史的“活化石”。他們曾說:“知聲音文字者,前代典章文物之秘鑰也。”(王獻唐:《炎黃氏族文化考》,9l頁)現在,我們用這把“秘鑰”來探尋墨子的里籍,已是學術界公認的好方法,它所求得的結論無疑是正確的。

    再看孟老夫子在《孟子·盡心》所說的另一句話。他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他這句話里,也含有墨子的里籍問題,只因人們多受了“好讀書不求甚解”(陶潛語)的影響,對這句話習而不察地馬虎過去了。有人或問,從這句話里怎么能看出墨子的里籍來呢?如果能把孟子這句話里的“摩頂放踵”四個字弄懂,就一定能看到墨子里籍之所在。這四個字究竟怎樣講呢?《孟子》的權威注家趙歧說:“摩禿其頂,下至于踵。”他這個注釋,仍令人迷惑不解:人們在路上奔走,磨破腳跟是常事,怎么會“摩禿其頂”呢?以我看來,想弄清楚這個問題,還必須求助于古代民俗學。從古代民俗學的資料看,邾婁或鄒魯地區的居民,自古就有頭頂著東西走路的習俗,所以常“摩禿其頂”。怎么知道邾婁地區的居民有戴物走路的習俗呢?這在古文字學里有確切證明,例如邾婁人的“婁”字,就是一個人頭頂著東西走路的象形字。《說文》婁字,古文作“※”,就是根據頭頂著簍子的婦女的形象寫定的。“※”是編織的一種席紋容器。古人常有以族名命物名,或以物名命族名的習俗。因為邾婁人常頂“※”走路,所以“※”就名之日“婁”了,后又加竹頭就成了“簍”字。王獻唐先生說,“戴簍之俗,自周、漢迄今尚存其制,皆邾族遺風”(王獻唐:《炎黃氏族文化考》,115頁)。王先生的這條考證,已為“大汶口文化”遺址出土的成人頭蓋骨所證明,這些先民的頭蓋骨都有因戴物而留下的痕跡。“大汶口文化”的先民,公認為東夷人,也就是邾婁人。經考古學界考定,邾婁人最早即生息發展于鄒魯地區。這里的居民戴物走路的習俗,自遠古起,一直到孟子時代還普遍盛行。怎樣知道的呢?是從孟子與梁惠王和齊宣王的談話中得知的。孟子曾勸說這兩位國王行王道,他說,如君王行王政,“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孟子的這段談話是說行王道之后,人們的經濟生活好了,文化道德水平也會隨著提高,就不會再讓那些花白頭發的老人,背著和頂著東西在路上奔走了,但那些年輕人,卻仍然還要“負戴于道路”的。這不就說明了孟子時代,鄒魯地區的居民仍保留著戴物走路的舊俗嗎?墨子為了兼愛天下,頭頂著行裝到處奔走,以致“摩禿其頂”,這不正說明墨子是地地道道的鄒魯之人嗎?

    學術界公認“語言”是考訂古代史實以及典章文物的“活化石”。春秋戰國時期,鄒魯地區語言的語助詞為“焉、哉、乎、也”。《論語》、《墨子》、《孟子》等書,都是使用以“焉、哉、乎、也”作語助詞的鄒魯語言寫成的,這也是他們三個同為鄒魯人的鐵證。有人說墨子是河南魯陽人。魯陽在墨子時代是楚國的領地,當時楚國語言的語助詞為“只、些、兮”三調。如《楚辭》的《大招》,其語助詞用“只”,《招魂》即用“些”字,其他篇均用“兮”。“洪光祖補注曰:‘些,蘇賀切。’《說文》云:‘語詞也。’沈存中云:‘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稱“些”,乃楚人舊俗。’”(王獻唐:《炎黃氏族文化考》,192頁)墨子的文章,從來不用“只、些、兮”,這也說明他絕不是楚之魯陽人。孫詒讓曾斥“墨子為魯陽人說,殊謬”,可見孫氏最具卓見。

 

    孟子所說的墨子里籍與近年來我所作的其他考證相對驗,都說明墨子的里籍應在古代小邾國所屬的“濫”(在今滕州境內)這一地區,這已被學術界認定是正確的。我所寫的“墨子里籍考”其他各篇,大多由張希宇收編在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墨子里籍考論》一書中,敬請參看,在這里就不多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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