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俠風
來源:新心學 作者:楚牧歌 日期:2018年12月02日
 
    丹楓飛落寞,白水繞荒城。 
  長鋏孤身恨,千秋對壁橫。 
  星空激萬里,月落異香萌。 
  劍氣飛花散,凄凄墜夢生。

墨家曾是春秋戰國時期與儒家齊名的顯學。雖然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墨家不曾被欽定為官方哲學,對雅文化的影響微弱些,但是墨學的精神卻強烈地滲透到俗文化,特別是俠文化中去了。可以認為,中國俠士的崛起是與墨學的誕生分不開的。從可以做官而不肯為仕即為隱士的標準衡量,俠隱之士的確大量存在于中國數千年的歷史舞臺。但我們的筆觸只能擷取這一歷史文化現象中的點滴而已。
興利除害的人格

  當代有位青年學者在關照中華民族理想人格時,認為墨家的賴力仗義的人格理想,與儒家“內圣外王”、道家順天的人格理想可鼎足而三。這一概括大抵是不錯的,不過在具體的界定上還須修正。墨子思想的核心是平等主義。墨子說“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即打破了富貴與貧賤的階級差別的鴻溝,而用以填平貴、賤鴻溝的方法是“兼相愛,交相利”的社會政治思想。墨子認為“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所以,“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害,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如此,天下則治也。

  從這一天真的理想主義出發,墨子提出了他的理想人格:“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什么是天下之害?大國攻小國,大家亂小家,強劫弱,眾暴寡,詐謀愚,貴傲賤等,都是當鏟除的害;而天下之利,則是視人之國如己國,視人之家如己家,視人之身如己身,饑者食之,寒者衣之,病者侍養之,死者葬之等兼愛互利的善事。這種興利除害的主張,正是后世游俠扶弱除強、劫富濟貧、見義勇為的人格信條和主要內容。

  由于戰國時代是一個暴力、智力競爭的時代,所以墨子強調以自身的強力除害:“強必治,不強必亂”,“強必貴,不強必賤”,“強必榮,不強必辱”,“強必飽,不強必饑”,賢良之人之所以能上得王公大人之賞,下得萬民之譽,豈是天命,以其有力也。此強力論一反“命富則富,命貧則貧”的儒家傳統論調,成為陳勝“帝王將相寧有種乎”革命口號的先聲。但同時,墨子又強調以義興利“萬事莫貴于義”,“兼即仁矣,義矣”。不過這里的仁義與儒家的仁義有無尊賤等級和有尊賤等級、功利主義和無功利主義的差別。如此,賴力仗義便構成了墨家“興利除害”人格理想的實踐方面的準則。

摩頂放踵利天下

  墨子“興利除害”的人格理想與實踐上的賴力仗義,帶有強烈的自我犧牲精神,并直接形成“殺己以利天下”的俠士之風。后期墨家把墨子倡導的這種人格概括為“任”:“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急”。舊注或以“任俠”解之,指以強力、財物急人所急,不惜犧牲個人利益,扶持正義,鏟除斜惡。

  墨子本人正是這樣任俠的身體力行者。公輸盤為楚國造成攻城的云梯,將用來攻打宋國。墨子風聞此事,認為楚國以大欺小,以強凌弱,是“傷義”,便從齊國出發,奔走十天十夜,趕到楚都郢去排紛解難。勸諫楚王不成,又說服公輸盤。墨子解衣帶設為城池,脫衣設作機械,九次瓦解了公輸盤假設的攻城之計。最后,公輸盤攻城之機械用盡,而墨子守城之器有余。公輸盤不甘心地說:“我知道如何對付你了,但我不說。”墨子輕松一哂,接口說道:“我知道你如何攻我了,我亦不說。”在旁一直觀戰的楚王聽了兩人的啞謎,疑惑了,墨子說:“公輸盤之意不過是殺我。殺了我,就沒有人替宋國守城了。但他沒想到,我的徒弟禽厘等三百人,已經用我設計的守城之器,在宋城上坐以待攻了。故雖殺我,不能絕守城之方!”楚王恍然大悟,折服道:“我不攻宋國了。”

  《墨子·公輸盤》篇記載這段故事之后,又大有深意地帶了一筆:“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于神者,眾人不知其功;爭于明者,眾人知也。”墨子只是出于除天下之害的義而赴湯蹈火去止楚攻宋的,并非銜君命出使。他對宋國的存亡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卻功成不圖報,甚至宋國人無一知曉。他像一位正義的守護神,在默默地行使自己的責任。如果說墨子興利除害的義舉是入世者的行為,那么他“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的心態,則是一種脫俗隱逸人格的折射。

  于是,我們看到了俠與隱的結合,墨子成為俠隱人格的原型。對墨子的種種俠義行為和崇高人格,孟子由衷地贊美:“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為天下之利用,墨子不惜磨禿頭頂,走破腳跟。莊子說墨子“生不歇,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節厲苦行者,但也欽佩其人格的高尚:“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天下之好,即好天下之利。清代大學者王夫之于莊周文末下一斷語:“今世為天主教者近之。”意謂墨子精神乃宗教之禁欲主義與信念的堅定信奉者。但孟、周、王諸大師都忘了一個“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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